宗文华，1969 年 3 月于河北省玉田县应征入伍，历任 335 团 2 营 6 连战士、班长、5 连排长、副指导员，6 连指导员，112 师农场塑料厂厂长。1987 年 11 月转业。

　　我是 1969 年 3 月当兵来到 335 团 6 连的。从 1970 年 1 月到 1972 年 2 月，我在易县良岗区住过两年多时间，执行了一个今天看来很是新异独特的任务:开展“军宣”工作。

　　1970 年 1 月 7 日上午，我们 6 连全体指战员，乘坐新装备的解 放牌汽车，从易县东张家庄附近的 2 营营房出发直奔良岗区。因为多 是路况极差的山路，加上司机又是新手，所以 70 多公里的路程竟摇 摇晃晃走了多半天，直到傍晚才赶到良岗区革委会所在地良岗生产大队。

　　335 团是易县 30 多个团以上部队中唯一一个进驻易县并负责该县“三支两军”工作的军队单位。就在我连进驻良岗的这天，我团有多个连队同时进驻了易县县直单位和各区。第二天，也就是 1 月 8 日，李国海团长和王珂副政委，利用县里的有线广播网召开全县军地人员电话会议，对全县的“三支两军”工作进行部署。6 连指战员在良岗区组织区机关人员作了认真收听。严肃紧张的电话会议气氛和两位团首长铿锵有力的话音，使全连人员听了非常自豪，士气大受鼓舞。地方人员听了两位团首长的讲话，也是钦佩不已。当时，易县不休，无政府状态严重，社会混乱、人心不稳，召开这次电话会议的时机选得好，对军地人员提出的要求严肃而明确，可以说是极大地稳定了人心，因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。

　　连队刚进驻良岗区时，先集中进行了几天学习培训。其间，每天早上全连指战员都在区“革委会”驻地外边一块空场上出操。洪春生连长带队，王福民指导员领头，大家全副武装，步伐整齐，歌声嘹亮，口号震天，气势威武雄壮。这个行动引来了不少群众观看，起到了造声势、扬军威的作用，为日后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创造了一个好条件。

　　经过短暂的培训后，“军宣”工作全面铺开。连长、指导员在区机关驻地参加区“革委会”的工作，领导全区的“斗、批、改”活动，再就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、审查干部、进行班子配备等工作。连队其他人员，有的留在区里，大部分则分散去了下边的公社和生产大队。

　　我和战友曾令余负责区供销社、财政所、电信所、税务所、银行营业所这 5 个单位的工作。我们的主要任务，是摸清阶级队伍的“底数”，搞好阶级队伍清理，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，抓好生产，稳定社会秩序。

　　保定地区是全国“文革”重灾区，武斗不断升级，有的县死了不少人。38 军的人员也有被绑架甚至被杀害的。335 团从徐水县移防易 县后，这里情况要好一些，但派性影响依然存在。良岗那里从区到公 社到生产队，也都形成了两派组织。

　　他们对于部队的一举一动都格外 留心，唯恐倾向和支持另一方。再是，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宗族 当家，村中宗族和姓氏关系错综复杂，稍不留神都会出现闪失，影响 工作大局。为此，我们严格按照上级指示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在 两派问题上一碗水端平，在宗族、姓氏问题上力求处事公允，将注意 力集中在大力协助地方党委和革委会，发展群众的生产、生活上，多 关心群众疾苦，努力解决群众最迫切、最关心的问题。

　　在区里的 3 个月里，我们两个除了组织职工学习外，还经常去商店帮着干活。主要是包糖、包碱面，往盐里加典，有时还帮着站柜台卖货。老百姓对“叔叔”站柜台觉得很奇怪，有不少人有事无事去闲逛，不买东西也去看个新鲜。

　　刚开始时我们也有些不大自然，但总是很大方地同大家打招呼。时间长了，群众和我们也都习以为常 了。

　　地方上的一些日常工作，我们也常常配合去干。我曾和供销社主 任到易州区搞过外调，还多次同税务所一个老石下生产队去检查 生猪屠宰纳税情况。

　　良岗区东西距离 30 公里，南北相差 25 公里，有 6 个公社，60 个大队。一个连队百八十人，分派到这茫茫群山之中，简直就是撒芝麻盐。连队人员集中是很困难的事，基本上是大分散，小集中，排自为战、班自为战。

　　为了增强大家的纪律性，防止出现违法违规等问题，连队实行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，定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、战备形势教育，还多次召开学习毛著经验交流会，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政策观念，以保证全连官兵令行禁止、纪律严明，一丝不苟地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。

　　虽然已是 20 世纪 70 年代，但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还是非常艰苦的。从区里到各大队可以说是没有一条正儿八经的道路，干部下乡连辆自行车也没有，全靠步行，社员运东西也是靠人背和毛驴驮。

　　我去过的干河净公社机关，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，借了民房办公。吃饭也是相当简单，中午有时烧个辣椒当菜吃。我们全连指战员迅速适应了这种环境，和地方并肩战斗，一起下公社下队下户，很好地完成了各种任务。

　　4 月初，连队把我和一个战友(记不起名字了)，分派到了牛岗公社去开展工作。

　　牛岗公社在区革委会驻地以东 5 公里，公社里有十几个工作人员。入乡随俗，我们在那里改成一天吃两顿饭:早上七八点钟，就着 芥菜疙瘩咸菜，啃 1 个玉米面窝窝头，喝 2 两小米粥;下午 4 点钟吃第二顿饭:6 两白面饼，熬白菜。

　　吃到最后，将菜汤放点开水倒点酱油当汤喝。因为油水少，总有吃不饱的感觉，不到饭点肚子就咕咕乱叫。

　　我们在牛岗公社的皮岗大队住了 3 个多月，白天和社员一起干活，晚上组织他们学习。那时大队已办起了合作医疗站，我们就和队 干部组织社员上山采草药，洗净晾干磨碎了朝山外卖，还推广过沼气 池和节柴灶，以减轻对山中林木的砍伐。

　　为了推动农业学大寨，我们 和社员们一起，沿着溪流一侧打坝，然后推沙造地。

　　除了参加劳动，我们还常常同公社干部一起下村去了解社情、民 情，搞社会治安，有时还配合地方农技干部搞截潜流水利工程和农田 基本建设，搞畜牧业生产检查。

　　记得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“员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 里搬”，我们的感觉，就是当好这样的砖，不管往哪搬，不管搬了去做啥，心里都高兴痛快。

　　村里生活条件更艰苦，常常连开水也喝不上。有一次，排长韩最 贵来检查工作，我就用三根木棍架起了房东的一个铁水壶，用柴草烧 开水来招待他。

　　如果住在村里，吃饭就到各家吃派饭。不管到谁家，都是按规定，每顿给 5 两粮票两角钱。负责做饭的社员都很热情，利用家中仅有的那点东西，想方设法调剂得好吃一点。

　　有一次大队干部忘记给我派早饭了，结果被社员们好一顿埋怨。大队干部也一个劲对我道歉，弄得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。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这种事。

　　审干是“斗、批、改”最后的重要任务。1970 年底，我被抽调到到良岗区审干组，和一位地方女一起，负责审查全区范围公社 以上脱产干部。上级要求我们，审查干部，要公正客观，尊重实际，多调查研究，不主观武断，不能有派性。

　　对干部的审查结论，文字表 述要准确，用语要适当，不能上纲上线，总之吧，既要审查干部，又要保护干部。

　　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我们对每个干部的审查是慎之又慎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记得审查到杜岗公社书记杜瑞田的一份调查材料时，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便和地方那个交换了看法，统一了认识，由我外出重新加以调查核实。

　　我利用到易县开会回来的机会，绕路去了拒马河西岸的杜岗公社西古县大队，找上大队人员牵头，找来原来出具证明的那人来谈了话，发现原调查材料与事实不符。我回区里后将情 况作了汇报，对原来的结论重新做了修改。杜书记看了自己的审查报告，很是满意，高兴地签了字。

　　那时每个地方干部对自己的审查报告，都非常看重，几乎是拿着 当命一样地珍视。记得其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小事:良岗公社书记 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“华”字，他自己写时总是习惯于写繁体字，而审查报告写的是简体字，他看了特别不高兴，很夸张地撅起嘴巴，来表示他的不满。

　　他的这个举动让我心中偷笑，又考虑反正这也不是啥 原则问题，就将他的结论重抄了一遍，并将华字写成了繁体字。为写好这个繁体华字，我还专门练了好一阵子。他拿到新写的审查报告后 兴高采烈，到处对人宣扬说，办事就是公道，就是实事求 是，革命原则性就是强!

　　良岗是革命老区，附近有狼牙山和击毙日本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。抗日名将杨成武将军就曾长期住在良岗公社的小兰村。老区人 民的革命精神，时刻鼓舞着我们 6 连的指战员。当时下公社或下村，几十里的路程，全是徒步，也没听过有人叫苦。

　　1971 年 1 月某天，县审干组通知第二天在县城开会。谁知头天夜间下大雪，第二天客车停运。我和一名地方上的贫宣队员，从良岗区踏雪步行 50 多公里，走了 12 个小时，天黑才赶到县城，保证了第二天准时参加会议，为这事我们受到会议简报的表扬。

　　到了 3 月，我们营在岭西区执行任务的副营长，因为审干的事捎信叫我过去。如坐汽车去岭西，得绕路易县 县城，用时两天，但如抄山里的近路过去，却只需一天。我就徒步 40 公里，沿着山区的沙石公路走了一天赶到了那里。虽然累，但心情很是舒畅。

　　我在良岗住时间最长的地方，是良岗公社的川角大队。1971 年 4 月到 1972 年 2 月，连队派我和战友张佐明，到这里“蹲点”，由我负主责。这时 6 连全连已撤回营房，在整个良岗区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

　　川角大队处于太行山深处，大队部离良岗还有 10 公里，海拔最 高处接近 2000 米。这个大队从最南到最北的地界，相距 15 华里，因海拔高度不同，竟相差半个月的节气。

　　川角第四生产队北边约一公里处有一条小溪流，水流大概有半个流量，由于山体阻隔这水得不到有效利用。党支书记赵文喜、副书记 李金榜等人，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，带领社员，用绳子栓住腰挂在山崖之间，轮锤打眼，填药放炮，硬生生凿出两公里的水渠来，导水南流，将下游的大片旱地改造成了水浇田。

　　1970 年 1 月，川角大队被保定地区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。以 后在保定地区出现了一个口号，叫“远学大寨，近学川角”。帮助和培养好这个典型，就成为 38 军和 335 团交代给六连的特殊任务。记得进村后不久，县、区和部队就合力修了一条良岗通川角的砂石公路，解决了出入困难的大问题。

　　川角出名后，很多单位来川角参观学习。为了做好接待工作，县里拨款在村里盖了个招待所，配备了讲解员，还有专门的厨师和医生。

　　当时在川角村蹲点的干部，有县和区里的七八个人，另外还有一 个河北农学院的教授，可见上边对这个大队是何等重视。

　　1971 年 10 月 15 日，我们军长刘海青到川角村视察指导工作。刘军长一行在区和大队干部的引领下，兴致勃勃地看了川角修建的水渠、梯田和小水电站以及他们搞的苗圃，并顺路走访了社员户。

　　刘军长热情地称赞了川角精神，问大队干部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提供帮助。大队干部就说新修的公路两处穿越河道，遇有大雨水就影响交通。刘军长听了，当场表态拨款 15000 元钱修两座漫水桥。

　　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些钱，认为这点钱能起多大作用?要知道，那个年代物价特别低廉，社员们一天的劳动报酬才三四毛钱，所 以，说这15000 元就是一笔巨款也不算夸张。后来这款很快到了村里，两座漫水桥不长时间也修好 了。

　　我和张佐明的任务，就是代表给地方政府抓川角的典型当后盾。其实具体的事，也和在其他大队时差不多:白天和社员一起干活，晚上组织他们学习。

　　大山区的农户住得特别分散，最多的聚居点就是大队部所在的 四队那一片，有二三十户，其他地方多则十来户，少则三五户。组织 全大队社员开会学习难以办到，我就写成稿子，在大队广播室念广播稿。

　　有时我们也在晚饭后，去四队组织学习。选一个房子宽敞的户，大家晚饭后集中过去。社员们劳累一天后没人乐意再去熬夜，所以 大多拖拖拉拉去得很晚。此外，山里人多不识字，怵惮对外边来人 说话，所以整个晚上几乎没人吭声。

　　大家叼着烟袋锅子一锅接着一锅 抽旱烟，烟味熏得人不住地咳嗽。因为当时组织学习是我们的重要任 务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坚持搞下去。

　　那时的山区农民太苦了，凌晨三点钟就“起炕”，用背架往几里 外的地里背粪肥。大山区生产条件差，不种稻子，也很少种麦子，谷 子、地瓜是主粮，烤烟、花生、柿子、苹果是主要经济作物。那年秋 季，我们发动过社员削柿子皮，晾柿饼来卖。

　　社员们常年都吃不上顿 大米饭。大队副书记张方毅的妻子患病想吃顿大米饭，可是讨换不到 大米。得知老张很着急，我就自掏钱和粮票从良岗区粮库买了 15 斤大米给他家送去。他可高兴坏了，连声道谢。

　　我和张佐明是 1972 年的 2 月 10 日离开川角、离开良岗的。走前的感觉就是一个恋恋不舍。动身时，大队书记赵文喜，副书记李金榜、张方毅，县局、区和公社的干部们，还有厨师李师傅，都去为我们送行。

　　1976 年年底，我们去易县县城收缴两派用来武斗的武器，那么乱的时候，张方毅和牛岗公社的副社长刘文录，还领着川角、牛岗、 皮岗几个大队的社员共十几个人，冒着风险带着水果到县城去看望我们呢!

　　1999 年国庆节期间，离开川角近 30 年后，我和老伴、儿子回易县旧地重游。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喜和嫂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家。赵书记陪我们回了川角村，在那里吃了饭，见了村里乡亲们，回县城后又在他家中设宴盛情款待，临别时，还拿出几方易水名砚馈赠于我。